香港這片資源匱乏的土地，憑藉其特殊歷史背景所建構的經濟體系，於全球經濟格局中扮演着獨特角色。其在國際經濟舞台上的競爭力與世界城市形象，既推動了本地經濟蓬勃發展，更讓全港以自由經濟市場體系和政府「積極不干預」模式為榮。
近年來，香港徘徊在發展的十字路口，面對外部多種挑戰和內部巨大壓力，社會正尋索合適的發展方向，試圖重塑城市功能、鞏固競爭優勢，並實現可持續發展。
內外環境演變 既有模式難續
「一國兩制」的制度安排，使回歸後的香港延續其自由經濟體系。儘管歷屆特區政府提出過「數碼港」、「中藥港」、扶持六大優勢產業發展等願景，甚至設立專責推動科創的政策局，但因欠缺系統性的頂層設計與戰略路徑，香港總體仍維持對經濟發展的「不干預」立場，延續「小政府，大市場」的需求導向模式。
類似現象亦體現於空間發展。自回歸之初，香港和內地社會呼籲深化香港與珠三角整合，提出過「大珠三角」概念。特區政府雖於2008年大幅縮減邊境禁區範圍，以圖更好開發邊境地區，但「沙嶺超級殯葬城」方案的提出，反映城市空間規劃仍然固守「維港都會圈」思維，繼續將「鄰避」（not in my backyard）設施集中於邊陲地區。於區域層面，或因時機未成熟，香港繼續維持「小而全」的空間功能，未見與珠三角城市形成深度的經濟與社會分工。
此種發展範式和空間結構，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的特定環境下，確實促成金融、貿易物流、地產等個別產業蓬勃發展，奠定香港的國際金融與航運中心地位。然而，當內外環境不斷演變，使既有模式難以為繼，香港的經濟和社會便陷入多重困境。
首當其衝的是產業結構失衡。於資本逐利驅動下，製造業北移使服務業（尤其金融業）成為本地主導產業，2023年後者佔香港GDP（本地生產總值）24.9%，而前者僅佔4.4%。香港的產業逐漸空心化，當遇上亞洲金融風暴與經濟下行周期，便暴露經濟的脆弱。
此外，縱使香港在諸如生物醫藥等科創產業具有強大科研優勢，文化創意等產業也具有深厚基礎，惟由於市場結構和規模的原因，新興產業始終未能夠在香港經濟中佔有更大份額。
香港須主動求變
其次是空間結構與功能失衡。聞名一時的「前店後廠」模式，曾建構香港與珠三角在全球生產鏈上的分工體系，成就香港國際金融中心與珠三角「世界工廠」的雙贏格局。惟隨着全球生產鏈重組，及珠三角城市產業升級，此種關係已經解體。這迫使港資企業面對遷往東南亞、轉型或結業的抉擇，更意味香港必須在空間結構和功能上主動求變。
類似問題亦見於消費市場。珠三角過去並不被香港市民視為生活的一部分，本港消費市場發展成「小而全」結構。隨着內外環境演變，該市場結構早已承受轉型壓力，不過「自由行」措施帶來的消費熱潮，延遲了它主動改革的進程。疫後香港市民「北上消費」成為常態，與內地旅客消費模式轉變，它要「華麗轉身」更見艱難。
香港社會掙扎於發展範式與空間結構的調整，既源於體制的慣性及對既得利益的維護，亦因不少持份者對長期奉行的自由市場教條過度信賴，同時對內地「供給引領需求」的願景導向模式心存疑慮。回歸後的香港特區，雖然維護了一國兩制，卻因此延誤了推動革新、培育未來發展動能的契機。
探索具香港特色之路
儘管香港錯失了諸多機遇，但遲來的變革仍勝過停滯不前。然而，徹底拋棄既有發展範式轉向新範式，恐陷東歐的前共產國家實施「震盪療法」之後，陷入經濟停滯與政局動盪的惡性循環風險，絕非香港可取之道。更務實的選擇，是參考內地和新加坡等成功經驗，探索具有香港特色之路，協調「政府引導」與「市場主導」雙重力量，以需求調節短期社會經濟節奏，在政府有為與市場高效之間建立動態平衡。具體而言，就是必須平衡國家戰略與本地利益、社會整體與企業之關係。
香港是中國的香港，國家「十四五」規劃賦予香港包括國際金融中心在內的「八大中心」定位，說明金融業對國家和香港的發展仍具戰略地位，惟運作模式必須革新。
對資本而言，逐利目標既須契合國家發展戰略，亦要踐行ESG（環境、社會、治理）標準與「耐心資本」等環境和社會責任。
對特區政府而言，在確立國際金融中心願景的同時，須擔當好促成者與推動者角色，整合商界與民意代表力量，提出具培育價值的金融產業發展方向，例如綠色金融、人民幣離岸中心等具體業務，並同步設計好「頂層建築」——涵蓋土地開發、交通房屋及國際網絡與粵港澳大灣區協作等領域的配套措施，跨領域、跨部門協調機制，推動願景落地。尤為關鍵的是，政府需具備應對如美國制裁、新冠疫情等衝擊與突發情况的韌性，及時和靈活調整願景的路徑，而非退回「小政府」舊路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