「十四五」規劃即將收官，香港在融入粵港澳大灣區的進程中展現出前所未有的主動姿態，並已取得顯著成果。但這並不意味着融合之路已無挑戰，也不代表香港的步伐已經夠快。如何做得更好，正是「十五五」期間必須認真回答的課題。在筆者看來，關鍵在於從制度層面進行突破——制度不僅是規範區域融合的框架，更是主動塑造未來、創造競爭優勢的戰略工具。
積極的制度安排，必須具備前瞻性與主動性。它不應只是被動反映市場現狀，而應基於對區域趨勢的深刻洞察，主動規劃、超前布局，着眼於「創造市場」與「引導需求」。反之，若制度被短期波動所左右，缺乏戰略定力和長遠視野，便可能錯失機遇，甚至陷入路徑依賴的困境。
面對粵港澳大灣區的深度融合與2035年國家發展目標，香港再次站在發展的十字路口。如今的選擇，已不是在「積極不干預」和「積極有為」之間搖擺，而是要繼續遵循「市場預測驅動」的被動邏輯，還是轉向「戰略引領、主動創造」的制度創新模式。這一抉擇，將決定香港能否真正配合國家大局、把握歷史性機遇。
從被動適應中汲取教訓
十號貨櫃碼頭的決策過程，為「被動制度安排」提供了深刻警示。當年研究顯示，由於對港口貨量增長預測保守，興建十號碼頭在財務上「不具成本效益」，建議2030年前無需規劃。特區政府遂於2014年擱置該項目。
這一基於當時市場預測的決策，表面看似「理性」，背後的制度邏輯卻是被動與靜態的。報告未能預見區域競爭格局的深刻變化，也未能以戰略投入引導發展。與此同時，上海、深圳、廣州等港口通過戰略性投入，吞吐量持續攀升、穩居全球前列。而曾多年位居全球第一的香港貨櫃碼頭，吞吐量連年下滑，近年更跌出全球前十。十號碼頭的擱置，不僅是一個項目的延遲，更折射出一套被動保守的制度思維，導致香港在區域港口競爭中喪失戰略主動，物流業支柱地位受到嚴重削弱。
痛定思痛。「十四五」以來，特區政府的制度邏輯已出現積極轉向——從被動適應走向主動謀劃，集中體現於北部都會區發展戰略。該戰略以「產業帶動，基建先行」為主線，着力構建「南金融、北創科」的新產業格局，旨在將北部都會區打造為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的關鍵節點。
在這一戰略下，一系列跨境與內部基建項目被賦予重任，但其推進時間也凸顯出嚴峻的時效挑戰：連接前海的港深西部鐵路計劃2035年開通、北環線及其支線目標2034年竣工、河套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香港園區預計2035年形成全面發展格局。
這些項目共同指向2035年這一關鍵節點，與《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》及國家2035年遠景目標高度契合。這也意味着一場與時間的賽跑。任何一環的延遲，都將產生連鎖反應，影響新產業平台運作與跨境要素流通，最終削弱北部都會區的整體效益，使香港可能再次錯失與大灣區同步發展的節奏。
超越常規 提速發展
宏偉的戰略藍圖與漫長的建設周期之間的矛盾，已成為當前的核心挑戰。化解這一矛盾，不能依賴既有行政流程與工程管理模式，必須推動深刻的制度創新。特區政府應在項目審批、土地徵收、融資模式、跨境協調、工程建設等環節打破常規，引入新機制。例如：借鑒內地改革經驗，大幅壓縮整合工程各階段程序時間；設立權責統一的高層級「北部都會區重大項目推進指揮部」，破除部門壁壘；靈活運用市場力量加速資金籌集；與深圳、廣東建立更高效率的高層常態化對接機制等。這些均應在「十五五」期間重點推進。
此類制度創新並非犧牲程序公正或工程品質，而是要在確保安全與質量的前提下，最大限度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，讓「基建先行」從口號轉化為可壓縮的時間表。應力爭將港深西部鐵路、北環線等關鍵項目的完工時間從2035年提前，或至少確保準時投用，從而為河套科技園等產業平台注入即時活力，助力香港搶佔區域產業鏈布局的有利位置。
展望前路，粵港澳大灣區融合發展的「時間窗口」不會永遠敞開。對香港而言，發展跨境基建已不僅是交通工程問題，更是關乎未來命運的戰略抉擇。特區政府的角色，必須從市場的「被動調節者」轉變為未來的「主動塑造者」。只有通過大膽而務實的制度創新，打破常規、提速增效，才能確保香港在2035年的區域發展版圖中，既是參與者，更是引領者和受益者。